高壓灌注

　　
　　曾經輝煌的碧泉書院/停留在了浩如煙海的史書典籍里/停留在了湘潭人民的口口相傳里/停留在了湖湘兒女體察世界的精神里/停留在了湖湘兒女扭轉乾坤的生動實踐里
　　吾道南來，原是濂溪一脈；
　　大江東去，無非湘水餘波。
　　溫酒斬華雄，河北英雄皆喪膽；
　　單刀會魯肅，江南名士盡低頭。
　　第一聯記載的是湖湘學人王闓運講學江浙，江浙官員有意試探王的學識，王不經意間念出的對子。對子一齣，四座皆驚。此聯既有對湘學的無盡推崇，又似乎有對江學的些許輕視。第二聯為湖湘學人陶澍在兩江總督任上，謁南京關王廟時所題。聯中明為譽關王爺豪氣乾雲，睥睨群雄；實為譽湖湘文化獨標高際，光燦九州。從此二聯，可見湖湘學之隆盛及湖湘學子對湖湘學之推崇。
　　湖湘學如此神奇，人們不禁要問，其源頭在何處，形成在何時，奠基是何人。這就是本文要介紹的胡安國、胡宏父子以及他們結廬佈道的碧泉書院。
　　一
　　光緒刊《湘潭縣誌》記載：“涓水過錦石，又得如歸港，亦以文定名之，倘其一證。如歸港出大水沖，東流合暫塘坳水，坳東碧泉，出自唐代。涌沙成珠，狀若倒雨，投物皆作翠玉色，《輿地紀勝》所謂‘澄碧如染’者也。泉底有小金蓮花，上有奇樹，四時恆蔭。後建書院，書院因胡而建。胡祠專祀，本在隱山，泉去山遠矣，今胡族猶盛。書院惟存基址，若重興齋舍，斯為美矣。”
　　從湘潭縣縣城易俗河出發，沿老107國道折河口，再沿縣道潭花線，共行40餘公里，有一巍然之山，名曰隱山，其陰有一清幽靜謐之處：“蒼然古木之下，翠綠沉凈，藻荇交映。”“洞庭之南，瀟湘之西，望於衡山，百裡而近。”青山綠水間透露著濃郁深邃的文化氣息，這就是千年湖湘學派的發祥地——碧泉。千年已過，在此延脈開宗的一代理學宗師胡安國（文定公）、胡宏（五峰公）父子，只剩下時有後學朝拜的蒼涼孤冢，曾經弦歌鼎盛，引得“遠邦朋至，近地風從”的碧泉書院遺址上現有四棟半舊不新的民居，當年的青瓦白牆、雕梁畫棟早已渺無蹤跡，惟剩一塊被歲月侵蝕得字跡模糊的石碑，孓然從土壤中露出頭頂。先賢已遠，風範猶存。胡氏父子所開創的博大精深的湖湘學宛如這塊石碑深深根植於三湘這片沃土，孕育著一代又一代英雄的湖湘兒女。
　　紹興元年（1131），為避建炎之亂，半生為官的胡安國離別湖北荊門，應潭州籍弟子黎明與楊訓之邀，與季子胡宏攜家室來到湘潭碧泉。胡安國曾任湖南提學多年，對湖湘地區的學風、民風早已十分熟悉，剛來到碧泉，他還是被當地的自然風光所吸引，當即決定將此處作為自己隱世而居、讀書立著之所。他曾賦《移居碧泉》《紫雲峰下閑居抒懷》詩表達自己滿意心情，詩雲：“買山固是為深幽，況有名泉冽可求。短夢正須依白石，澹情好與結清流。庭栽疏竹容馴鶴，月滿前川待補樓，十里鄉鄰漸相識，醉歌田舍即丹邱。”“群峰排闥擁柴扉，結得危樓倚翠微。就枕澗邊聽瀑布，長吟松下指羅衣。夷猶異地聊為老，流落名山可當歸。經學幸能通聖睿，莫辭讎校作深帷。”胡安國的到來受到潭州士子熱烈歡迎。紹興年間，正是南宋王朝內憂外患嚴重之時，北方戰火連天，民不聊生，朝堂派系林立，姦佞橫行，而當時的湖南尚屬未開化之地，地屬南蠻，文化不興，經濟不振，只因遠離戰火而被人們視為世外桃源。
　　胡安國在碧泉潭結廬而居後，湖湘士子紛紛造訪。胡安國感於時事，大力宣揚其尊王攘夷、內聖外王、體用並重、知行合一的經世濟民之學，並將其觀點和主張寓於晚年潛心著述的《春秋傳》中。胡安國倡導的經世致用新學風，就是針對當時那些“徒掇拾章句，馳騖為文彩，藉之取富貴，緣飾以儒雅，汲汲計升沉”的八股學風而為的。他旗幟鮮明地指出經邦濟世之學，才是真正的“有用”之學。湖湘學子得其訓後，頓覺“先生斯言洞穿七孔，令人目中浮翳為之一開”。
　　胡安國學說以北宋道學、理學為基礎，主張以身心修養為根本，強調經世致用，安邦治國，體現了傳統儒家“內聖外王”相統一的社會理想。這些精神與湖南人的蠻勁、憨勁，特立獨行、“敢為天下先”“冒不韙而不惜”和“打落牙和血吞”的韌力相結合，形成了對中國近代影響巨大的湖湘學。南宋理學家真德秀就曾指出：“竊惟方今學術源流之勝，未有出湖湘之右者。”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黃宗羲也認為：“湖南一派，當時為最盛。”其編著的《宋元學案》就專為湖湘學派列出六個學案，為該派學者個人列傳的竟有百人之多。胡安國對湖湘學派的壯大，起到了他人難以企及的巨大作用。
　　二
　　紹興八年（1138），胡安國卒，遺理學巨著《春秋傳》於後世，高宗閱後，謂胡安國深得聖人之旨，將書置之座右，二十四日讀一遍。並下詔謚文定公，葬於隱山。胡安國道歸後，其子胡宏五峰公承父業，將原書堂修繕擴大，改名為碧泉書院，這是湖南最古老的書院之一。書院的建築格局，以頭門、明倫堂、講堂、文昌樓為中軸，兩廂角門、考棚、肄業所相對稱的形式組成。書院內外遍植竹石花木，四季恆蔭，鳥語花香，景色宜人。書院建成後，胡宏親作《碧泉書院上梁文》以紀其事。文曰：“上聖生知，猶資學成其道。至誠不二，宜求仁以覺諸儒。振古於斯，於今是式，弘業大開，屬在吾人。永惟三代之尊，學制遍乎家巷。爰從兩漢而下，友道散若煙雲。尼父之志不明，孟氏之傳幾絕。顏回克己，世鮮求方。孔伋論中，人希探本。棄漆雕之自信，昧端木之真聞。乾祿仕以盈庭，鬻詞章而塞路。斯文掃地，邪說滔天。愚弄士夫如偶人，驅役世俗如家隸。政時儒之甚辱，實先聖之憂今。……伏願上梁以後，遠邦朋至，近地風從，襲稷下以紛芳，繼杏壇而蹌濟；雲台斷棟，來求概日之梗楠；天路漸逵，看引風之騏驥；驅除異習，綱紀聖傳，斯不盡於儒流，因永垂於士式。”將辦學目的和對學院的希望闡述得十分清楚。在碧泉書院內有一書齋，多年後，一位年輕人在此書齋伏案讀書，感此地之風物，命其名曰南軒，並以此為號，他就是後來大張湖湘學的一代理學領袖，張栻張南軒。
　　碧泉書院雖地處偏遠，但因一代鴻儒隱居其中佈道傳學，使得各地求學士子不絕於途。胡安國、胡宏父子在此辛勤耕耘了31載。紹興三十一年（1161），胡宏去世。隨後，碧泉書院學子群體北遷長沙岳麓書院與縣城縣學，碧泉書院作為湖湘學的起源之地圓滿完成其歷史使命。學子北遷後，書院漸趨冷落。乾道七年（1171），張栻重游書院時曾用“書堂何寂寂，草樹亦芊芊”的詩句來形容書院荒涼、破敗景象。南宋末年，書院在戰亂中被焚。元代，裡人衡氏修複，元末又毀於兵火。明萬曆年間，縣人周之屏又予以重修。清順治年間，不幸毀於兵火。不久，湘潭人唐世徵避亂定居碧泉，感書院之荒廢，與女婿胡禺（胡宏後裔）商議修之，至康熙初年始畢，作《碧泉書院記》以紀念。乾隆年間又大規模重修，並將盤屈石山納入書院。光緒四年（1879）又再度重修，牌樓上書聯兩副：“將以斯道覺斯民，樂得英才而教之。”“皆有所矜式，受命於先師。”後來胡氏後裔改院為祠，取名胡文定祠，專供祭祀。祠門有聯：“海納百川，院育千人。”“武夷道脈，湘楚名家。”解放後大躍進和“文革”期間，書院毀壞殆盡，1982年徹底拆除，後為民用宅基地。如今，物非，人亦非。曾經輝煌的碧泉書院，停留在了浩如煙海的史書典籍里，停留在了湘潭人民的口口相傳里，停留在了湖湘兒女體察世界的精神里，停留在了湖湘兒女扭轉乾坤的生動實踐里。從紹興元年胡安國移居碧泉，結廬傳道至今不過千年，書院數建數毀，最終片瓦無存，回顧這段興廢歷史，不禁使人唏噓感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從書院走出的湖湘士子在這裡學到了胡氏父子湖湘學的精髓，成為了湖湘文化的繼承者和發揚者。一代又一代學人，傳傳不息，才有了三湘四水後來名人輩出的輝煌景象，才有了影響中國近現代史無比燦爛的湖湘文化，才有了無數湖湘兒女引以為傲的精神和氣節。
　　碧泉書院地處偏僻，能為人們所紀念膜拜的實物現今均已蕩然無存，如果不是典籍華章的推崇與景仰，如果不是湖湘兒女的發揚與堅守，如果不是近現代的噴發與釋放，胡氏父子為湖南留下的巨大精神財富也必將隨同書院而不復存在。我們在自豪吟唱“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無湘不成軍”“一省系十七省之安危”等豪言壯語時，更應該追根溯源，是胡氏父子在碧泉書院給予了湖南人思想、血性和本領。當年胡氏父子在碧泉書院招授生徒，傳播經世之學，就是與現實中抗擊侵略、救亡圖存的鬥爭緊密相連的。如胡安國講授《春秋》，津津樂道於《春秋》的“尊王攘夷”之義和華夷之辨，正是為抗金救國的現實鬥爭服務。胡宏雖然身處偏僻山林，卻始終牽掛著破碎的山河、艱難的時局。他將教學、研究的內容，與自己變革現實的井田、郡縣、學校等制度設想聯繫在一起進行，從而使學生受到實在教益。後來，每當國家危難之時，總有湖湘學子挺身而出，輓狂瀾於既倒，拯萬民於水火。無數湖湘兒女因之而留名青史，稱頌後世。
　　三
　　湖南的山水，鐘靈毓秀；湖南的人文，代有英才。岳麓書院正門有對聯：“惟楚有材，於斯為盛。”此話一直為湖南人所津津樂道。然嚴格說來並不確切。宋之前，湖南人文並不發達，久被中原視為蠻荒之地，地廣人稀，民食魚稻，耕種採取的也大多是水耕火耨的原始方法。經濟上的落後，必然帶來文化上的落後。清末學者皮錫瑞曾說：“湖南人物，罕見史傳，三國時如蔣琬者，只一二人。唐開科三百年，長沙人劉蛻始舉進士，時謂之破天荒。至元歐陽原勁，明劉三年、劉大夏、李東陽、楊嗣宗諸人，駸駸始盛。”宋代，尤其是靖康之變後，北方淪陷，湖南作為抗擊侵略的大後方，中原人物紛紛南下，偏安朝廷用心經營，湖南經濟文化方有了明顯進步，而碧泉書院的存在又極大地推進了湖湘文化的興盛。胡安國曾諄諄告誡子侄：“有志於學者，當以聖人為則；有志於為政者，當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也。”胡門英才甚多，當首推張栻。張栻乃南宋著名理學大師，與朱熹、呂祖謙合稱“東南三賢”，並與其師祖胡安國並祭於文廟之中，受後世學子頂禮膜拜。作為胡宏的弟子，張栻繼承胡氏之學，並將湖湘學進一步發揚光大。張栻在長沙城南書院和岳麓書院期間，從學者廣及江西、浙江、江蘇、四川等地，其聲名之隆，影響之大，當時天下無人可及。湖湘學也因之廣播神州。可以說，胡氏父子開宗立派奠定湖湘學派之基，張栻則使湖湘學派達到極盛。當然，胡門其他弟子在發揚湖湘學方面也做出了很多甚至很大貢獻，如迎胡安國定居碧泉的黎明，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曾言：“湖湘學派之盛，先生（黎明）最有功。”胡宏也曾撰文頌譽黎明為“聖門子貢最賢達。”其他弟子如彪虎臣、彪居正父子等也皆為後世所稱頌。湖湘學自南宋一路走來，厚積薄發，至明末清初，終於孕育出了一位達到湖湘學標準的超凡入聖人物，他就是“乞七尺活埋，開六經生面”大思想家、大哲學家王船山。王船山青年曾求學岳麓書院，其時，書院山長是以湖湘學為宗的吳道行，吳道行是張栻高足吳獵後裔。在此，王船山受到了十分純正的湖湘學教育。船山學“浩瀚宏深，取精百家”，湖湘學是其重要的思想來源。梁啟超在《儒家哲學》中說：“湖湘學派，在北宋時為周濂溪，在南宋時為張南軒，至船山而復盛。”譚嗣同更稱其學術和思想“空絕千古”“五百年來學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而至晚晴，曾國藩則將為相和成聖目標合二為一。為學，他是理學大師、一代儒宗，聲遠名隆，為政，他是洋務領袖、中興名臣，位高權重，集天下道德文章事功於一身，是封建社會最後一位“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人物。至清末，湖湘學代表人物是譚嗣同。譚嗣同有感於國家陸沉，民族衰亡，著《仁學》以醒世人，倡衝破一切網羅。後來，譚嗣同將其思想傳於弟子楊昌濟，楊昌濟有一個天下聞名的學生，就是毛澤東。毛澤東青少年時，先後求學湘鄉東山學堂、長沙第一師範，深受湖湘學“性本體論”影響。民國六年（公元1917年）其致恩師邵西先生信雲：“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之源。”“今吾以大本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走上救國救民道路後，毛澤東將湖湘學大本源理學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在艱苦卓絕革命鬥爭和百廢待興社會主義建設中，創造性地形成了毛澤東思想。不僅推翻了舊世界，令神州山河易幟；而且打敗了美帝霸權，使世界版圖重繪。可以說，毛澤東的思想已遠超過了湖湘學為聖為相的境界了，不僅主宰了中國的“沉浮”，而且影響了世界的“沉浮”。
　　碧水幽幽，生生不息，阡陌之間，芳草萋萋，聖人之道，千年不絕，千古彌新。千年已過，作為湖湘文化發祥地的湘潭縣，古道猶存，古風猶在。一直以來，縣委、縣政府始終高度重視文化工作，以傳承和發揚湖湘文化為己任，大力推進傳統文化進學校、進醫院、進機關、進企業、進社區、進村組“六進”工作。碧泉書院作為縣域文化品牌，目前正在加緊保護和重建。蓮鄉兒女一定會秉承先賢教誨，進一步弘揚湖湘學，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實現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作者系中共湘潭縣委書記）
　　（《新湘評論》2014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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