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壓灌注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龍應台：寫作所達不到的
　　我在這兩年零三個月里，幾乎都是在高壓到極致的狀態里生活，足足七百多天。不過重要的是，我現在已經做出這個決定，就一定不會後悔。尤其是兩年下來，我的感覺是，我們扎扎實實地打了兩年的地樁，這個大樓的格局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這種打地樁的工作，是寫作所達不到的。
　　本刊記者/蘇潔(發自臺北)
　　文化的推廣，就是要打開一個個制度的死結
　　中國新聞周刊：就任“部長”兩年來，第一次動筆，寫了《溫潤，是臺灣最珍貴的品質》。如何理解這個“溫潤”？
　　龍應台：臺灣文化的溫潤，如果你浸淫得夠深，會有體會。如果做一個禮貌指標的話，你會發現臺灣的禮貌指標是非常高的，而這種禮貌不是錶面的，不是形式化的，而是內在的溫潤。
　　如果講得深一點，以整個華文世界作為參考系，臺灣是一個傳統和現代銜接得非常好的地方。它沒有比較徹底的、長時間的殖民，當然它有50年的“日據時代”。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對於臺灣一直是不太管的狀態，真正變得比較緊張是1937年之後。所以相對於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臺灣的殖民痕跡是少的。也沒有經歷和傳統文化的大割裂。所以，它的傳統和現代是有交融的。
　　舉個例子，如果你去臺灣的捷運站，地面上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市場，裡面有賣菜的、賣香的、賣花的，籠子里是雞和鴨，一個賣豬肉的婦人，剁一塊豬肉還撒一把蔥給你，都是最傳統的生活方式；從市場坐電梯到地下搭捷運，就完全是一個現代的生活。每個人都在排隊，一個有條不紊的現代社會。
　　它的傳統和現代銜接自然，並沒有衝突。也因為銜接得好，你能感受到它的溫潤。溫潤是一個結果，它的因是傳統的溫柔敦厚和現代的快捷方便的交融。
　　中國新聞周刊：此前你也指出，臺灣人正在變得越來越焦慮和急切，追求短線的利益。你非常關註臺灣文化中的單一個體，小到民間手工藝人，大到享譽國際的藝術家，你希望通過自己的工作，給臺灣人帶來什麼改變？
　　龍應台：臺灣已經是一個相對成熟和開放的社會了。在這樣一個社會裡，民間文化有自己滾動的力量，而人民文化氣質的形成，政府的角色並不是最重要的。你會發現，在臺灣最活躍的是民間的基金會，各種慈善的組織。比如臺灣的慈濟，不管是臺灣本身還是國際社會，面臨突發事件，慈濟都會第一時間將財力、人力集中，伸出力所能及的援手。他們對於臺灣社會文化的構建和動員能力，是政府工作所無法達到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臺灣已經發展到一個“弱勢”政府的階段，民間比政府更活潑，動員力更強。那麼作為政府部門官員，我所能做的，可能就是做那些民間自由的、自發的、滾動的力量所做不到的事情。
　　第一件，就是為臺灣的社會文化培養一方沃土。這部分很大程度上只有政府公權力才做得到。比如說，我們現在正在處理一個難題：臺灣的小劇場很難發展，它們的場地非常難找，沒辦法像歐洲或者美國，能聚成整條街，去讓小劇場生存和演出。臺灣有很多規定，比如消防法規或者建築、都市企劃的法規，種種規定導致小劇場建不起來。如果我認為讓臺灣人有機會浸潤到這種藝術氛圍里是重要的，那麼我就會運用自己手中的能量，把營建、消防部門，以及政府各個部門彙集起來，協商調整。在這個事情做成之前，中間也許卡住了三十個關節，“文化部”就要透過制度和協調，把這一個個死結打開，最終讓這些民間小劇場有合理、合法的生存空間。
　　再比如藝術銀行，這也不是民間力量作能達成的。通過一系列法規、預算，讓臺灣的公共空間里，能夠有自己的藝術家的作品出現，讓臺灣人更多的瞭解、認識本土藝術家，這些都是我們所要做的工作。
　　中國新聞周刊：你說藝術銀行是你兩年來“最驕傲的項目之一”。據說藝術銀行的想法剛一齣來，是受到了不少質疑的，運作過程也不順利。對於藝術銀行，你的驕傲在哪裡，難在哪裡？
　　龍應台：藝術銀行這個事情，已經談了很多年了。最困難的是，如何讓這個談了很多年的事情，最終落實。因為一個理想的實現，需要處理很多實際的細節。可能你看到的是很多成果，臺灣藝術家的作品能夠在機場、車站等公共空間被看到，走出莊嚴的藝術殿堂，來到民間。但幕後的工作非常辛苦。
　　首先甄選的過程，就要做很多取捨，比如對藝術家年齡的限制、對作品選擇標準的制定，要做大量的咨詢工作。
　　再比如，藝術銀行的運作如何能夠持續，買了作品進來，是否出售？如果賣，民間藝術市場就會有反彈——怎麼你公家要和我們爭市場？如果不賣，那麼每年買那麼多作品進來，如果有的作品十年沒有人租，怎麼辦？如果買的作品，最終升值了，到底賣不賣？所以買賣之間，要做無數的斟酌、討論。
　　其實，藝術銀行面臨的問題，也很像“文化部”面臨的種種問題的縮影，最典型的就是典章制度的建立。講一個例子，比如一幅畫在運送的過程中碰壞了，你是把它丟掉，還是要修補這幅畫？如果修補，那麼是否會破壞藝術家作品的原貌？買了作品之後，和藝術家的權利義務關係是什麼，可不可以因為這部作品十年都沒有人租，我就把它銷毀，或者捐出去？所以這些都要通過契約來確定。對於我們來說，文化的推廣繁衍，與這些繁瑣的行政也是休戚相關的。
　　中國新聞周刊：這兩年你對保存傳統文化傾註了大量心血，包括對古跡的修複，對傳統手藝的傳承。但不可否認，對於現代社會、年輕人來說，傳統文化越來越遠。在你看來，如何讓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的生存不那麼艱難？
　　龍應台：的確，我們看到現代的年輕人哈日、哈韓，對於外來的新潮文化“馬上就要”；或者現代的年輕人更青睞電子閱讀，他們交朋友、溝通的方式都已經完全電子化，但傳統文化、生活方式的空間仍是有的。以我為例，臺灣美術館的周年慶，我都會親筆寫信祝賀，用毛筆、豎版的傳統方式。當然，可能現在這樣做的人已經少之又少了，現代人比較習慣發E-mail，用字句不全的方式來表達。
　　我覺得保存傳統文化，就像放風箏。當風箏越飛越高，風越來越大，風箏眼看就要脫線的時候，你的手抓得越緊。所以你會同時看到，臺灣現在哪個古跡要被拆的時候，直接去街頭抗議的反倒以年輕人為主，他們還是在乎的。而且，現在以流行方式傳播傳統文化的，也還是有。比如周傑倫的歌，比如林懷民的雲門舞集。
　　在現代家庭里，也會有父母給小孩子讀經，讓他們更多瞭解傳統宗教文化。所以，在臺灣幾乎是俯拾可得傳統文化的“再生”。
　　大陸也會有，比如當年於丹講《論語》，會那麼流行。我想這都是因為手裡的風箏線快要斷掉了，大家才會抓得越緊，那種渴求是一樣的。
　　我這樣一個人，到底怎麼做是對的
　　中國新聞周刊：兩年前剛任職，你形容自己當時“像踩在軟綿綿的沙灘上，雙腳還沒有站穩，一個大浪又來了”。如今兩年過後，這種感覺有沒有改變？
　　龍應台：當時的感覺是這樣的(笑)，現在有很多改變。
　　第一年之所以會有那樣的感覺，是因為“文化部”是一個來自幾個完全不同部門的人，集合在一起。自己都不知道“文化部”要乾什麼。但社會對你的期待又特別高。所以就變成，一方面別人要看到你馬上有成果交出來，另一方面我連員工都還沒開始訓練。我的員工都不知道坐在他對面的人是誰，更不要提建立共同的目標，共同的工作方法。科長不知道他的上司長什麼樣，你怎麼“打仗”？所以，頭兩年大概是最辛苦的部分。
　　現在兩年結束了，我自己比較安慰的是，團隊形成了。彼此間的默契也建立了，觀點如何表達、共識如何形成，現在基本上都有了雛形。
　　中國新聞周刊：是不是有時候也需要讓身段更加柔軟，去適應官場生態？
　　龍應台：(笑)我夠不夠柔軟？很難說啦。應該說溝通很重要，面對現在“立法院”的生態，我努力試圖變柔軟的部分是，我告訴我自己，任何時候如果你對我的政策有質疑，想要瞭解，我任何時候都可以到你面前，向你解釋。這是我認為我在變柔軟的部分。
　　但是，如果我認為這個質疑是不合理的，或者你想要通過預算、資源來作交換，我是無法接受的。因為你支持我的預算，是為了臺灣社會整體的進步，不是為了我們之間的資源交換。有很多政治人物，為了所謂的“政通人和”，是這個也願意做的，我認為這可能是他們比我“柔軟”的部分。而這一部分，我比較“不柔軟”。
　　所以，一方面，人們可以贊美我說“龍應台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一方面也可以嚴厲地批評我“不夠柔軟”，我承認。
　　說我不夠柔軟，我完全接受，因為我常常想要做一些“抵抗”，因為我的公務員的辛苦程度，我是很不忍心的。所以，能夠幫他們抵擋的，我都爭取去抵擋。所以，這個壓力不只是抨擊式的壓力，還來自於我該怎麼帶這個團隊。
　　中國新聞周刊：在臺灣做官，可能一個必修課就是“挨罵”。兩年來，你如何應對質疑、甚至誤解？
　　龍應台：還有被侮辱也在內(笑)。
　　這些年，我在心理上也做了很大的調整。事實上，這些年臺灣社會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在1999年到2003年，在臺北市政府工作的時候，那時候我也是官員，那時候也有媒體。我這一次會同意進來，再做公務員的時候，一個認知是覺得，我在1999年到2003年的那種辛苦程度，已經經歷了，沒有什麼事情會比那個時候更辛苦了。有什麼好怕的？進來以後發現，我那時候的假設是錯的。為什麼？媒體這一塊變了。當然，媒體變了也不見得是因，它有可能是個果，因為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變了。
　　最大的差別在於，13年前，一樣的辛苦，可是媒體有一個健康的正義感。那個正義感，使我一個文化人進到政壇來做公僕，會覺得媒體有一種珍惜和呵護。它有一種包容、期待和鼓勵。當你在政治的明槍暗箭中受傷的時候，你會覺得還好有一個力量幫我主持正義，那就是媒體。
　　但兩年前我再回到政壇，發現一切都變了，而且是質變。而且變的原因我都無法理解，那就更深層了。
　　當然，也還是有正義之聲。比如公共電視的董事會選舉，有媒體實在看不下去。又一次評選失敗後，《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同一天都在撻伐這件事情。所以公正的聲音還是在，但整個生態環境變了。
　　中國新聞周刊：是否會後悔自己當初的選擇？
　　龍應台：後悔倒是不會啦。只是，有時候我難免會思索，我這樣一個人，如果要對臺灣、對華人世界有任何貢獻的話，這是不是我最好的位置？因為寫作是我的本位，到底寫作是對的事情，還是現在做的是對的事情。
　　中國新聞周刊：會懷念以前寫作的日子？
　　龍應台：當然會。因為我在這兩年零三個月里，幾乎都是在高壓到極致的狀態里生活，足足七百多天。不過重要的是，我現在已經做的這個決定，就一定不會後悔，尤其是兩年這個階段完成的時候。兩年下來，我的感覺是，我們扎扎實實地打了兩年的地樁，這個大樓的格局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這種打地樁的工作，是寫作所達不到的。　　（原標題：龍應台為官兩年：做到“寫作”所做不到的）